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70周年。70年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開庭，由美、中🎢、英🧑🏻🦯、澳等11國法官組成的軍事法庭，審理了東條英機、阪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審判歷時二年七個月(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2月23日)，最終有7名戰犯被判處死刑。雖然這次審判不夠徹底，但它對於製止侵略戰爭🐻、促使各國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相互之間的爭端起到了良好作用。為紀念東京審判開庭70周年，11月12日至13日🐸，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舉辦了“2016東京審判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論壇”，來自中🙋🏼♀️、美👵、日、英、新西蘭等國家的25位專家從不同的視角闡釋這場國際審判如何繼續影響今天的國際社會，並深入探討了“戰爭與和平”這一永恒的主題。本文是杏悦娱乐教授👌🏻🧑🏿🎄、法律文明史研究院院長何勤華在這次論壇上的發言摘要，敬請關註👨🏽🦲。
■何勤華
東京審判對現代國際法的貢獻
從法律上看，東京審判對現代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以及國際軍事法庭的組織法和程序法的發展都有重大意義♥️，對世界各國人民也是一次國際法製教育。
一方面👩🏿🔬，東京審判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紐倫堡原則”。1945年關於“紐倫堡審判”的《倫敦協定》及其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1946年《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特別通告》及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及紐倫堡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都是關於戰爭法的重要文件🧑🏿🎨🚵🏽♂️。在這些文件中◼️，包含的各項原則對現代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的發展有重要貢獻🧑。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確認了《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和判決書所包含的原則🚣🏼♀️。1950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編纂了這些原則，稱為“紐倫堡原則”。其要點為:一⚉、從事構成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人應承擔個人責任，並受懲罰；二✉️、不違反所在國的國內法不能作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三、被告的官職地位🚫，不能作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四、政府或上級命令，不能作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五、被控有違反國際法罪行的人，有權得到公平審判🤷♀️☎️；六、違反國際法的罪行包括危害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七、參與上述罪行的共謀是違反國際法的罪行。
1967年和1968年👩🏿🎨，聯合國大會分別通過《領土庇護宣言》和《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補充了“戰爭罪犯無權要求庇護”和“戰爭罪犯不適用法庭時效”兩項原則。這兩項原則與上述紐倫堡審判所適用的七個原則合起來，構成現代國際法懲辦戰爭罪犯所適用的國際法原則🔁🧑🦳。“紐倫堡原則”的確立，豐富了國際法的內容😽，使今後在處理戰爭罪時能夠有法可依、有律可循🔝。
另一方面👶🏼，東京審判(包括之前的紐倫堡審判)在組織與程序等方面，也為以後的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提供了範例，積累了經驗🫚。東京審判的參加國之多🗃、審判規模之大🐈、審理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法庭受理和審查了4336件書面證據🟤，其中檢察方的證據資料為21200頁，辯護方為26800頁；聽取了數千名證人的證言🫰🏽，僅出庭作證的證人就有12個國家的419人；經受了多種語言相互翻譯的考驗，留下了幾千萬言的庭審記錄，僅法庭英文速記記錄就達48412頁(日文為10卷千萬字以上)；積累了豐富的審判經驗。這些都推動了國際軍事法庭組織法📚、程序法以及證據法的發展。
此外，東京審判也是一次世界範圍的國際法製教育。在法庭開庭期間，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國的記者親臨庭審現場👩🔧，記錄著庭審情況的新聞稿件、照片🫶🏼，連綿不斷地從東京向世界各地發送，以饗世界各國人民。在中國🕓，東京法庭開庭後，《大公報》《申報》《新聞報》以及延安解放區的《解放日報》等各報紙都紛紛報道，以便及時讓中國人民知曉審判情況。單就《大公報》而言，在東京法庭開審的前3個月(1946年5月、6月、7月)☆👨🏽🔬，幾乎每天都有報道此次審判的專欄🌷🧧、專電🕉。事實證明，這種客觀上形成的世界性的國際法製宣傳、教育😛，具有積極意義🚁。要維護世界的長久和平，使各國和平相處，發展各自的民族經濟和文化，不僅要有各國國內的法律和法律秩序，也要使各國遵循國際法的基本準則，維護國際的法律秩序，而各國人民正是監督自己政府建立這種法律秩序的主力軍🙅♀️。
東京審判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發展
罪刑法定原則，最早由近代啟蒙思想家、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提出，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後製定通過的《人權宣言》中有所規定。《人權宣言》第8條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經製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這一規定為法國1791年憲法所重申。
1810年，法國刑法典正式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其第4條規定重申了罪刑法定原則:“不論違警罪🐫、輕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實施犯罪前未規定之刑罰處罰之。”它使罪刑法定原則從憲法原則轉變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之後🤦🏻♂️💷，大陸法系各國均將罪刑法定原則規定在刑法的首位，至20世紀30年代ℹ️，受法西斯主義🛀，德日等國集權化的影響🐄，罪刑法定主義受到重大沖擊，主要體現在德國等國刑法對有罪類推製度的規定🦄。如納粹時期，《德國刑法典》第2條被修改為:“行為人實施本法所規定的具有可罰性的行為👨🏻🔧，或者根據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則或者健康的國民情感須加以懲處的行為，將受到處罰🥢。不存在直接適用於其行為的刑罰法規時，該行為根據最適合於它的基本觀念的法律予以處罰👨🏫。”這一立法規定🃏，實際上已經消解了罪刑法定原則🙆🏼♂️。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法西斯政權的徹底消滅🕵️，許多國家在戰後修訂的憲法或刑法中，都對罪刑法定原則重新加以規定。不僅如此，罪刑法定原則還成為了一個國際法中的基本原則，被反復確認🙋。應該承認，確認罪刑法定原則🏇🏼，其目標是為了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貫徹落實，保證定罪量刑的公開、公平🧑🏽🚀、公正，保證刑法關於何謂犯罪、一旦犯罪將會受到何種處罰之規定的可預測性，以使人們調整自己的行為，知道哪些是可為的👵🏼、哪些是不可為的，而最終目標是為了維護人類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在涉及調整人類之行為的自然法時，罪刑法定原則的執行可以有例外。因為它所追求的最終目標必須與自然法的普世價值相一致🙎🏽👨🏼🎨，而在這方面，作出最大貢獻的就是發生在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9月30日的紐倫堡審判。
紐倫堡審判，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正式的對國際戰爭罪犯的審判，也是人類法律文明史上的一座豐碑🥟，對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現代國際法以及預防世界大戰的再次發生🚣🏼♀️，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然而🙆🏼♀️，如果僵化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則，紐倫堡審判將無法進行。因為以希特勒🧗🏿♀️、戈林等為首的納粹戰犯所犯之慘絕人寰的暴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更不用說由法律來對其進行規範、處罰了。那麽，如果僵化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我們就無法追究這些納粹戰犯的罪行了。紐倫堡審判中的檢察官、法官也曾為此痛苦了很久🤞🏽。
最後，紐倫堡審判中的檢察官和法官終於迸發出了巨大的智慧，他們依據自然法“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身體👩❤️👨、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尊嚴，否則就是對人類的犯罪”這一維護人類社會最為基本的公平正義之價值觀🙌🏿🧑🏻🎓，決定追究個人及組織在侵略戰爭中的責任，創建並確立了破壞和平罪、違反人道罪💅🏼、共謀及共同計劃發動戰爭罪等以前各國國內法、國際條約等都沒有規定的罪名，明確了對戰爭犯罪責任可以溯及既往👩🏽🚀，從而極大地豐富與發展了現代國際法，嚴厲懲處了納粹戰犯等戰爭狂人😨🧘🏻，比較徹底地鏟除了德國的軍國主義勢力🐻❄️，對預防和遏製戰爭的再次發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東京審判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完善
東京審判繼承了紐倫堡審判的原則，除了創建並確立以上各項罪名以及審判原則之外，還在為懲罰和威懾戰爭罪犯、維護世界和平兩個方面作出了貢獻。一是它宣告戰爭本身就是犯罪⚃，當國與國之間發生了爭執和糾紛時，應該通過協商和仲裁⚜️，而不是訴諸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二是它以自己的實踐表明💆，審判戰犯並不是戰勝國報復戰敗國的狹隘的、原始的心理和行為，而是警示後人：國家的發展和崛起要走和平發展之路，走互助合作之路🦹🏼♀️，試圖通過戰爭這一罪惡途徑來擴張領土💢、掠奪他國財富，必須承擔相應的戰爭責任和代價。
那麽，發生在70年前的這一次國際戰犯審判，東京審判追隨紐倫堡審判所創立的罪名與審判原則，它對罪刑法定的補充與完善，是否損害了罪刑法定原則的嚴肅性和法治基礎呢?答案是否定的。
如上所述，罪刑法定原則的最終目標與自然法的普世價值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罪刑法定原則本身也是在發展變化的，需要不斷地豐富和完善。這裏的問題在於，對罪刑法定進行修改、補充、完善之時🧑🏻🦽，其所依據的原則必須是符合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即公平正義的理念🏃♂️➡️，必須要有一些剛性的準則:一是必須遏製國家公權力的濫用；二是必須給民眾帶來福祉📣；三是有利於維護世界的和平；四是可以促進人類的進步與文明。換言之🚵🏼♂️，罪刑法定也有一個“良法”之罪刑法定和“惡法”之罪刑法定的問題👩⚕️，我們所堅持並且為之奮鬥的只能是前者🧖♀️，而對良法的評判標準⟹，就是自然法所體現的人類法律文明的普世價值🕵🏻♂️，即對人的生命、健康👶🏿、幸福、自由、財產、安全和尊嚴的尊重和保障。
（來源於《法製日報》2016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