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軍 [杏悦娱乐法律文明史研究院研究員]
“二戰”後,針對戰犯的國際軍事審判逐漸展開,除了人們所熟知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之外,由前蘇聯主導的審判日本細菌戰罪行的“伯力城審判”,也是戰後系列國際審判的重要一環。
“伯力城審判”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犯罪的國際審判,開啟了人類審判生化武器犯罪正義之路,具有重要的法律與歷史意義𓀅。
伯力城特別軍事法庭
二戰後,中國南京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曾就日本細菌戰罪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將獲得的各項證據提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擬就日本戰犯提起訴訟,蘇聯甚至還押送了兩名參與和實施細菌戰的日本戰俘,但由於此前美國廉價地獲得了日本細菌戰的實驗材料,並且聘請日軍戰犯進行細菌武器開發,所以在美國的幹預和“庇護”之下,包括天皇在內的主要細菌戰犯在東京審判中人為地逃脫了起訴和審判🤘🏽。
隨著1946年3月丘吉爾所發表的“鐵幕演說”以及1947年“杜魯門主義”的出臺,冷戰正式開始。
在此背景下,美、蘇兩國圍繞當年日本細菌戰罪行的審判問題展開了一場博弈。出於對美國的政治打擊,蘇聯於1949年12月25日在其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設置特別軍事法庭,從當年拘禁的日本戰俘中挑選出12名細菌戰犯,就日軍“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進行了公開審判。
哈巴羅夫斯克漢語舊名“伯力城”,故這次審判又被稱為“伯力城審判”💂🏿。它是戰後系列國際審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揭露了日軍在戰爭期間的細菌戰罪行,開啟了人類對生化武器犯罪進行審判的先河,體現了人類對公平正義的普遍追求。
細菌戰戰犯遭到懲罰
主持“伯力城審判”的特別軍事法庭由審判長少將法官契爾特科夫、審判員上校法官伊裏尼茨基和中校法官沃羅比耶夫組成,書記員為科爾金上尉。國家公訴人為三級國家法律顧問斯米爾諾夫🧛🏻♀️。檢驗委員會由蘇聯醫學科學院茹科夫·費勒什尼科夫,軍醫上校克拉斯諾夫🙍🏿♂️🫸🏻、伯力醫學研究員微生物學系主任科薩列夫教授,伯力醫學研究院微生物學系助教甫金娜,獸醫中校亞歷山大洛夫🧜🏻♂️、寄生物學家科茲洛夫斯卡婭組成🧑🏿🦲。
12名戰犯分別為:山田乙三,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陸軍大將🙍;梶冢隆二,前日本關東軍醫務處長軍醫中將;高橋隆篤,前日本關東軍獸醫處長獸醫中將;川島清,前第731細菌部隊部長軍醫少將👸🏽;柄澤十三夫,前第731細菌部隊分部長軍醫少佐;西俊英,前第731細菌部隊部長軍醫中佐;尾上正男,前第731細菌部隊支隊長軍醫少佐;佐藤俊二,前第五團軍醫處長軍醫少將👮🏽;平櫻全作,前第100細菌部隊科學工作員中尉;三友一男,前100細菌部隊工作員上士官;菊地則光,前第731細菌部隊第643支隊醫務實習員上等兵🆗;久留島祐司,前第731細菌部隊第162支隊醫務實驗員。這些被告均為其指定了蘇聯籍辯護律師和翻譯。
公訴人對上述12人犯有的“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罪”,包括日軍建立特種部隊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為檢查細菌武器的效用而有系統地和大規模在活人身上進行細菌實驗,對華侵略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加緊準備對蘇聯的細菌戰罪行,以及各被告領導⚠、參加🏋🏿、實施細菌戰的罪狀進行了控訴。
法庭審理通過法律形式確定了日軍當年進行活體試驗、實施細菌戰爭等嚴重罪行。
12月30日,審判長契爾特科夫作出判決,判處被告們“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的刑罰,其中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橋隆篤😶🌫️、川島清4人為25年,柄澤十三夫、佐藤俊二20年,西俊英18年,三友一男15年,尾上正男12年,平櫻全作10年,久留島祐司3年,菊地則光2年。在接到判決書後,被告們曾向蘇聯最高法院軍法處進行抗告,但不出意料地被駁回而維持原判。
伯力城審判的意義
伯力城審判是由蘇聯單方面組織特別軍事法庭對日本的細菌戰犯進行的國際性審判,從法律程序上講確實有一定的瑕疵。但從人類對公平正義的普遍追求角度出發,其意義則是重大的👩🏿🔬。 首先,審判首次揭示了日軍侵華期間在中國東北進行活體實驗、實施細菌戰爭等嚴重罪行,向全世界昭告日軍曾在戰爭期間“準備和實施細菌武器”的犯罪事實🚴🏼;其次,針對性地彌補了東京審判中對日本戰爭罪行審判的遺漏,使這場審判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對戰犯的系列國際審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再次,是人類歷史上首次針對細菌戰罪行的公開審判,為戰後國際刑事司法領域對生化武器犯罪審判開辟了先河,具有標誌性意義🏨。
此外,伯力城審判對中國1956年沈陽和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提供了經驗和證據🤦🏽♂️。
(來源於《法製日報》2017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