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瀟 [上海民政科研基地杏悦娱乐社會組織與社會創新創業研究中心]

　　從2016年11月25日發布《羅一笑，你給我站住》🦹‍♀️，到12月24日羅一笑不幸離開人世，“羅爾求助”事件引起了社會的持續關註🛳。其間，輿論幾度反轉，並涉及慈善法中的許多法律適應問題。結合這個公共事件𓀚🏔，可以對相關法律規定進行深入解讀並提出一些建議👩🏻‍🦲。

慈善募捐行為的界定能否適度調整

　　現行慈善法對慈善募捐給出的界定是：“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組織基於慈善宗旨募集財產的活動。”這事實上規定了慈善募捐必須以慈善機構為組織者👶🏼。對照這個法條來看，羅爾作為羅一笑的直系親屬（父親），沒有通過慈善組織募集資金🥤，因此在《慈善法》意義上，其行為並不屬於合法的慈善募捐，而只能是一種個人求助🧝🏿‍♀️。

　　慈善法中的“慈善”概念✋🏻，更多是“現代慈善”的特指，並不是傳統文化語境下的“慈善”。按傳統上的理解，人們會把面對面、一對一😙𓀝、幫助幫扶等行為都歸集到慈善中。這就造成了公眾常識與法律界定間的不一致，自然也會引起思想上的混淆🛀。事實上，從法律意義上講，個人求助是很難得到現行慈善法保護的😑。但考慮到社會現實，建議慈善法在對慈善行為進行界定時🏺，既要考慮現代慈善的組織行為特征，同時也應兼顧“個人求助”行為的傳統文化特征🌨。把二者都納入法律框架下予以規範，才是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題中之義。

對個人求助行為可否實行“T+1”製度

　　“羅爾求助”事件中🙌🏿，為什麽出現那麽多反轉，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面對不完整的捐助信息時🥤🙆🏿‍♀️，難免發生上當受騙的情況。如果募集資金的信息不準確，甚至有可能變成詐捐詐騙🏪。對慈善募捐的真實性，慈善法是有相應要求的🕵🏻‍♀️。慈善法規定♍️：“慈善組織和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應當在前款規定的平臺發布慈善信息⚫️，並對信息的真實性負責。”

　　但慈善法沒有對個人求助提出信息真實性的相關要求，那麽個人求助的真實性如何加以保證呢✋🏿？是不是就意味著可以脫離監管呢？事實上🚦，個人求助作為一種要約，相當於與他人的合同。因此，個人必須對真實性負責，否則不僅捐贈者可以解除合同，而且捐助者發現受騙時還可以告發🚚。

　　問題又來了——現實中上當受騙討回公道的成本較高，怎樣才能更有效地保護捐助者權益呢🧹？在這裏給出的建議是🕵️‍♂️，必要時可以對不屬於最緊急範圍內的個人求助實行“T+1”製度🌋，即要求等到第2天或24小時後再正式啟動👶🏽，從而給公眾一個識別期或鑒別期。

相關部門如何履行職責及時介入管理

　　慈善捐助一旦出了問題，誰來管💷？慈善法明確規定，民政部門是慈善募捐相關問題的主管單位。但就個人求助來說，由於其不在慈善募捐之列🌠💔，甚至不在慈善活動之列，它的資金管理該由什麽部門來監管呢？應當是公安部門🩸。這有點類似於非法行醫的管轄問題：衛生（衛計）部門管的僅僅只是有營業執照的醫院醫生，沒有執照卻開展行醫的行為一般由公安部門管理。

　　公眾乃至部分媒體認為，類似於“羅爾求助”事件理所應當是“慈善活動”“慈善募捐”，民政部門如果不介入🤦🏿‍♀️、不發聲，就是不作為。這讓相關部門感到兩難和被動。其實🤲🏼，這個問題倘若換一個視角💇🏿‍♀️，個人求助雖不屬於慈善活動，但民政部門同樣管理社會救助。民政部門以社會救助主管部門的身份介入爭議，其實也說得過去🫠。

如何看待慈善捐助中的營銷行為

　　對羅爾用文章的形式尋求捐助😪⛹️‍♂️，不少人認為方法不對。如果遵循“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其實難以對其給予負面定性。

　　一方面🤦🏿，我們應該排斥那種賺眼淚、博同情💁🏻‍♂️🧑🏻‍🎨，過於浮誇甚至涉嫌騙捐的行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慈善營銷是擴大慈善社會影響、增強公眾參與感的重要形式。只要信息準確👮🏽、程序透明🤦🏻‍♂️、效果良好✴️🗡，還是能夠幫助到急需幫助的人。因此，對待這種捐助方式👧，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

　　在當前這樣一個“註意力”的時代，慈善要獲得吸引公眾🫄🏿，要有新理念和新方法🤳。一些慈善機構和商業機構有過一些嘗試👩🏻‍🦱，如附贈商品出售活動等。但在慈善活動中註入營銷，也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不習慣”🍠💕，這是可以理解的🤜。法律如果能在這方面給予定性🪃，可能會起到較好的引導效果。

　　在“羅爾求助”事件中，還有一些值得註意的問題♿️。比如，過多的捐贈如何處理？公眾、媒體應當持一種怎樣的態度🤳🏼？總的來看，相關爭議反映我們在普法的道路上還任重道遠🚷，在法律規製建設上還有待完善。

（來源於《解放日報》🏄🏼‍♀️，2017年1月10日 ）　　

更多媒體報道：  

【上海觀察】智庫｜童瀟：慈善捐助中的營銷行為，是鼓勵創新還是“一棍子打死”

http://web.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41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