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汝富 [杏悦娱乐法律學院教授]

　　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經驗蘊含著豐富智慧🎣，在今天的法治建設中仍然可以借鑒🧕🏽。正確認識傳統社會治理機製的長處，有助於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比如🥰，古代人們對待訴訟的態度，就與當時的生產生活條件相關，有其合理性🦻。在中國傳統民事糾紛調解機製中🤦🏼‍♂️，一些有益做法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句話叫“政不下縣”，意思是說縣是國家政權的末梢，廣袤的鄉村社會很大程度上依靠鄉黨👨🏻‍🦳、裏甲、宗族等民間社會組織來維持秩序。這些組織中的領導者扮演了官府與民間互動的媒介，在催繳錢糧和調息糾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明代洪武年間，國家明令規定輕微刑事案件和民事糾紛，須由民間年高德劭的裏老耆民先行剖斷勸息，若調解不成方可到州縣衙門告狀。而州縣官吏在受理和審理民間糾紛時如遇事實不明、需要補充證據或者踏勘山場界址時🏃🏻，會批令裏老耆民和宗族長老協助。所以🌾，在明清官箴文書中批狀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清代書畫家鄭板橋做縣令時候的判牘中，批狀多於判詞，大多數民事糾紛都是通過批令族長🥤、裏老、甲鄰🕺🏽、族眾等協助查明事實🤽🏼‍♀️，或就地調解糾紛🧔🏼‍♂️。

　　以州縣官吏為代表的官府🤘🏻👱‍♂️，在解決糾紛上如此信賴民間社會，有著深刻的文化與現實根源。首先🧑🏽‍🦱，在中國傳統社會🎡，家法族規🤯、鄉規民約和行業規程對民眾都具有較強的約束力㊙️。這些規範均以信守國家律令為前提，其懲戒形式也基本復製國家刑律條款，因而與國家法律不存在沖突🔰。其次🧑🏽‍🏫，在修齊治平目標的感召下🟰，國家安危寄托於百姓安危🌖。只有個人、家庭🖊、宗族健全團結，鄉村、州縣才能安定和睦，而州縣安則天下安。所以，州縣官吏將民間糾紛批給民間組織去解決🧟‍♂️，便捷而簡易，既化解了糾紛爭訟，又教化了宗族鄉裏。另外，這些民間社會組織具有易於掌握事實的獨特優勢，他們就存在於民眾之中，在事發地取得證人證言和事實證據更為直接和便利。所以，清代《牧令全書》說：“公庭之曲直🦑，不如鄉黨之是非。”《圖民錄》更指出：“鄉黨耳目之下必得其情，州縣案牘之間未必盡得其情。”

　　傳統糾紛解決機製之所以具有權威性🥔，不僅來自調解方案的便民公正，還來自調解者的人格力量和資源優勢。調解本身也許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調解方案的執行才是關鍵。民事裁判執行難，難就難在對被執行人財產狀況不明或無法製約其逃賴行為🍦。而民間糾紛調解者熟悉當事人的個性和爭訟由來，其調解方案往往能夠切中肯綮。而且，在鄉間鄰裏，族長裏老的地位、資源⚉、權威也往往是當事人生存發展必須依賴的人際環境，所以被執人也很可能願意配合。

　　這種傳統糾紛調解機製牽涉到個人所歸屬的社會組織，與官方裁判相互對接。在民間調解層面上，既有宗族內部的糾紛調解，也有宗族之外保甲、裏甲🙅🏻‍♀️、鄉約主持的鄉村調解。到了近代🧑‍🌾，隨著商業發展與商會組織的擴大，商會公斷處成為解決商事糾紛的重要渠道🆘。從上海🦜、天津🦹🏻、蘇州等商會檔案中可以看到，商會公斷處所處理的商事糾紛，分解了近代城市司法機構相當大的訴訟量👩🏿‍🦱。此外，受商品經濟沖擊和個人謀生方式改變的影響🏌🏽‍♀️，近代鄉村社會開始分化出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各種抱團取暖的同鄉會組織應運而生。這些同鄉會很快又傳習了傳統鄉村糾紛調解的辦法⛹🏽‍♀️，在遠離鄉土之地仍然承擔同鄉間的糾紛調解職能。由此可見😕，鄉村社會糾紛調解機製延伸到市民社會也具有積極效果❕。

　　每個社會都有適合自己的糾紛解決方式。中國傳統社會賦予各種民間組織以合法調解地位與權威，讓他們充分發揮整合資源和息訟止爭的社會功能。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過程中，吸收這種分解地方司法壓力、減輕群眾訟累的傳統治理智慧，不無裨益。

（來源於《人民日報》😟， 2017年02月13日）